1960年11月28号那天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正举办一场严肃的特赦大会。工作人员声音响亮地念着被特赦的人名，台下的战犯们反应各不相同。有的人眼睛紧紧盯着台上，满脸紧张，心里头盼着能有自己的名字；有的人呢，低着头，眼睛闭着，像是在默默许愿。
“沈醉”这个名字从工作人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台下的那些战犯们立马有了点小动静，他们都不自觉地看向同一个人。没错，那个人就是沈醉。这时候，沈醉脸上那表情，又是惊讶又是紧张的，紧接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沈醉，老家在湖南湘潭，1914年出生。他以前一直在国民党军统特务那边做事，做了不少坏事。到了1949年12月，那时候他是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的站长，结果在昆明被卢汉给抓起来了，因为卢汉发动了起义。之后，沈醉就成了俘虏，被关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接受改造。
在军统特务这行当里，沈醉可是个出了名的小年轻、老资格，深得特务头头戴笠的信任和喜欢。那时候，他当过少校行动组的头儿，稽查处上校处长，还有军统总务处的少将处长，地位可不低。说起沈醉，他跟陈恭澍、赵理君、王天木这三位，被大家叫做军统的“四大金刚”。而且，他还跟名声不太好的周养浩、徐远举一起，被叫做军统的“三剑客”。
在军统特务组织还没成立，还在叫复兴社那会儿，沈醉就已经卷入了不少大事儿。他亲手参与了除掉民主人士杨杏佛、史量才的行动，还抓了第三国际在上海的代表华尔敦。沈醉后来回忆，复兴社不光对付这些名人，对那些在上海偷偷活动的地下党也是毫不留情。他说：“很多人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，只晓得他们是地下党，就直接秘密处理了！”
全面抗战那会儿，特务老大戴笠看上了重庆的白公馆，就把它改成了个秘密地方，专门关和折磨那些革命的人和爱国的人。那时候，沈醉老是听戴笠的，参与了不少坏事。再后来，沈醉当上了军统总务处处长，他自己又选了渣滓洞，那是个废弃的小煤窑，当成了又一个关和迫害革命人士的秘密场所。
按照沈醉所说，军统特务在动手干掉革命者后，通常就是挖个坑埋了，或者直接活埋，因为他们不想在尸体处理上多花时间和钱，比如用强酸啥的。除非觉得非做不可，像对待罗世文、车耀先这些英雄，特务们把他们残忍杀害后，还会烧掉尸体。
说起来，沈醉这个军统特务的头头，以前干的坏事多得数不清。所以，当工作人员公布被特赦的人名，听到沈醉的名字时，其他战犯都惊呆了，沈醉自己也觉得像是在做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沈醉是前两批被特赦的战犯里头，唯一一个原来的军统高层，还是最早被特赦的那个军统要员。
但话说回来，人都说人心隔肚皮，好坏事儿常常搅和在一块儿。因此，就算沈醉坏事儿干尽，他也有那么点儿特别，跟其他特工不一样。就拿沈醉来说，他那些时候当官的坏毛病，像打牌、抽烟、酗酒、贪钱受贿、乱搞男女关系这些，他几乎都没沾边。还有啊，沈醉这人挺孝顺的。
1949年大概9月份那会儿，保密局云南站的站长沈醉，接到了特务老大毛人凤的指令，让他想办法干掉反蒋的民革成员杨杰将军。这事儿让沈醉的母亲知道了，她火冒三丈，对着沈醉一顿臭骂：“你要是真把杨先生（就是杨杰）给害了，将来你的孩子们问你，说谁把杨伯伯杀了，你打算咋说？”
那时候，沈醉和杨杰关系挺铁的，两家的娃儿也是常一块儿耍。被老妈一顿数落，沈醉愣是一声不吭，就杵在那儿由着老妈训：“我老是跟你说，我不指望你飞黄腾达，就盼着你堂堂正正做人。你居然想对杨叔叔下手，你让我往后咋有脸见人？我算是没你这个崽了，我这就走……”
妈妈的一席话，让沈醉感到非常惭愧。他左思右想，最终决定不听从特务老大毛人凤的指令。但遗憾的是，杨杰将军最终还是遭到了毛人凤手下特务的毒手。到了1949年11月，沈醉安排母亲、老婆和孩子去机场，打算先送他们去台湾。可就在要上飞机那会儿，沈醉的妈妈就是不肯登机，她眼里含泪跟沈醉说：“孩子，我不想去，我怕死在外面，没法回老家安葬啊！”
沈醉一听母亲的话，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实在没办法，他只能把母亲抱上飞机。从那次分别后，沈醉就再也没见过母亲，因为没过多久，母亲在台湾因为非常想念他，遗憾地离开了人世。每次想到母亲，沈醉都会伤心大哭，怪自己没照顾好母亲，没能让她安享晚年，好好送她走。
1949年12月，沈醉被卢汉在起义时给抓了起来，一开始被关在昆明，后来又转到了重庆，最后还被送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那时候，沈醉心里头慌得很，老觉得自己以前干的那些坏事儿，这回可能要了自己的命。但管理所的人挺有耐心，一遍遍地给他讲道理，开导他。没多久，沈醉就想通了，不再那么害怕了。
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头讲起过，那个也是战犯的杜聿明，那时候身上一堆病，肾结核、肺病、胃溃疡啥都有。不过呢，多亏了管理人员的全力治疗，杜聿明的那些病几乎都痊愈了。杜聿明还私下跟沈醉讲：“共产党可真是救了我一命，跟再生父母似的。”沈醉一听这话，心里头特别感动。他觉得杜聿明能这么说，正好证明了共产党心胸宽广，对战犯们那是真心实意地好！
在改造的日子里，沈醉心里头有了大变样，特别是他亲自去看了新中国那些了不起的建设成果后，心里头真的是被深深地震撼了，觉得以后的日子有了盼头。沈醉在自己的日记里头，老老实实写下了这么一句话：“这回算是看到新生活的曙光了，得赶紧好好改造才行。”到了1960年11月28日，沈醉结束了长达11年的改造生活，作为第二批被特赦的人，他终于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。
沈醉得到大赦后，没多久就和其他被赦免的人一块，参加了三个月的走访和学习活动。1961年2月21号，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学习归来的这批特赦人员。沈醉一瞅见周总理，心里头立马涌上一股深深的愧疚和后悔，毕竟他以前对周总理搞过那些下作的特务勾当。不一会儿，周总理也留意到了沈醉，直接就往他那边走去。
沈醉心里乱糟糟的，他赶紧迈开大步走上前，直接对周总理说：“总理，我真的特别对不起您。想当年在上海，我领着特务们跟踪您、监视您，还干了不少坏事……我现在彻底后悔了，希望您别跟我一般见识，原谅我那时候的糊涂和过错吧！”
这时，周总理主动伸出手和沈醉握了握，随后爽朗地笑起来：“哈哈，你过去玩的那些把戏，对我可完全没效果，反倒让我多了个免费助手啊！”
沈醉一听，脸上有点懵，他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皮，说他不明白周总理讲的是啥意思。
周总理瞅着满脸不解的沈醉，开口讲道：“想当年在上海新亚酒店那会儿，我心里清楚，周围全是你们安插的特务，就连那些服务员也都是你们的人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天天跟同志们碰头、聊天、交换文件。这些事儿，你们那时候应该没察觉吧？”
沈醉瞪大了眼睛，惊讶地回应：“对，我们压根儿就没察觉！”
周总理随后就讲：“我敢住新亚酒店，你心里头有没有琢磨过为啥？酒店里头，你们安排了人，但我们这边也有人。你们或许会让特务装扮成服务员来盯梢我，而我们的人呢，也会扮成服务员来保护我，顺便给我送些消息。”
沈醉下意识地喊出了声，“哇”。
周总理接着讲：“我清楚你们监听电话那套，所以我压根不用酒店的电话。我每天出酒店就打个黄包车，去餐馆吃个饭，商店逛逛买东西，再到电影院看场电影，其实这些都是去找我们的同志送情报。你们的特务啊，啥都不知道，就跟着我屁股后面跑，这不就等于免费给我当保镖嘛，都不用我掏腰包，简直就是自带保镖！”
周总理讲完后放声大笑，沈醉在一旁愣了神，也跟着勉强挤出了笑容。接着，周总理的脸色变得严肃，他对沈醉说：“你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，以后希望你能多为政府和人民做点实事。我想啊，你在军统那么多年，又一直跟在戴笠身边，你肯定能把军统里的那些内幕一五一十地写出来，让后人了解革命的艰辛和反革命的凶狠，明白革命胜利是多么不容易！”
沈醉轻轻地点了头，眼神里满是谢意：“周总理，我真心感谢您，谢您的大度包容，还有您给我指的路。我一定好好琢磨，把军统那时候的事儿原原本本写出来，保证不辜负您的信任和盼望！”
周总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他再次伸出手，和沈醉紧紧地握了一下。
之后，沈醉动手写了好几本书，像《我干的特工活儿》和《活在阴阳界》这些，里头实话实说，曝了不少军统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儿，还有国民党特务干的一桩桩坏事。
1964年，罗广斌和杨益言写的小说《红岩》一出版就火了，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。《红岩》这本书说的是人民解放军往大西南进军时，重庆的国民党特务疯狂打压革命的事情。书里重点讲了齐晓轩、许云峰、江雪琴这些共产党人在监狱里怎么英勇斗争，他们不怕死，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精神。
沈醉作为那段往事的亲历者，自己也掏钱买了两本《红岩》。他留了一本自己看，另一本则赠给了徐远举。徐远举老家在湖北大冶，1914年出生，跟沈醉一样，他也是军统特务组织里的老资格头目，还做过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头头。
徐远举以前干的坏事，比沈醉还要狠，他亲手害死了杨虎城、江竹筠（江姐）等好多爱国英雄和革命者，简直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之前提到的杨杰将军，也是被徐远举指挥的特务给暗地里干掉的。到了1949年12月，徐远举跑到昆明，但跟沈醉一样，他被起义的卢汉给抓了起来，后来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了起来。
沈醉得到特赦后，徐远举还在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改造。到了1973年1月份，他就因病去世了。沈醉自己掏钱买了两本《红岩》来看，没多久就发现书里写的两个十恶不赦的特务，其实就是以他和徐远举为蓝本塑造的。在《红岩》这本书里，“严醉”这个角色是以沈醉为原型，“徐鹏飞”则是以徐远举为原型。
沈醉读了《红岩》这书后，心里头真觉得对不起自己以前干的那些坏事。他想帮帮还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的徐远举，让他彻底改过自新。于是，沈醉就把自己的《红岩》给了徐远举。他盼着徐远举能好好想想以前干的错事，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，早点得到政府和大家的原谅。
这里得提一提，《红岩》这本书的俩作者，罗文斌和杨益言，他们专门跑到北京去找沈醉，想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。沈醉呢，也没藏着掖着，直接跟罗文斌和杨益言说了徐远举是怎么迫害江竹筠，就是那个大家熟知的江姐的事儿。
有一天，沈醉跑到重庆去找徐远举，那时候徐远举正忙着处理案子呢。沈醉到了徐远举办案的地儿，一看，有个女的正受着狠毒的刑罚，仔细一看，这不是江竹筠（江姐）嘛。这时候，徐远举火冒三丈，咬牙切齿地喊：“快，把她衣服给我脱了！”
聊着聊着，几个坏蛋就笑嘻嘻地朝江竹筠（江姐）走过去，这时的江竹筠（江姐）已经被折磨得快要不行了。只见她突然对着那些坏蛋大声喊道：“你们别胡来！”
几个坏蛋被江姐那正义凛然的样子给镇住了，一个个呆立当场，动弹不得。这时候，徐远举得意洋洋地对江竹筠（江姐）说：“你怂了吧？赶紧招了吧！要不，有你苦头吃的！”
江竹筠，大伙儿都叫她江姐，她狠狠地瞪着徐远举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江姐连死都不眨眨眼，还会怕你们用扒衣服这种下三滥的招儿来整我？徐远举，你听好了，你也是从女人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你妈、你老婆、你姐妹、你闺女，全都是女人。你用这种法子对付我，不单是辱没我，更是把全天下的女人都给辱没了，包括你妈在内。你要是不在乎给你妈、你姐妹、你闺女丢脸，那就尽管叫人动手扒我衣服！哼！”
江竹筠，大家都叫她江姐，一顿猛烈的数落，让徐远举脸上挂不住。这时，沈醉凑近徐远举耳边，轻声问：“你就不能换个法子对付她？”
徐远举想向沈醉显示自己有多狠，就让手底下那些特务对江竹筠（江姐）动粗，拿竹签硬往她手指缝里塞。那疼痛简直要人命，江竹筠（江姐）一下子就疼晕过去了，可特务们又用冷水把她浇醒。就算遭了这么大的罪，江竹筠（江姐）还是硬气得很，半个字都没透露。
罗文斌和杨益言听完沈醉讲述的那段经历，心里头挺不是滋味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，心里直夸江竹筠（江姐）烈士那高尚的品质。罗广斌直接跟沈醉说：“真是太感谢你了，给我们讲了这段真实的故事。想想我们之前没能把江姐那聪明勇敢的事儿写到《红岩》里头，真是亏大了！”
之后，讲江姐革命经历的电影《烈火重生》在1965年跟大家见面了。这部片子是照着沈醉讲述的那段往事拍的，把江姐在敌人牢房里的抗争经历演得特别真实，让好多观众都看得心里头特别激动，受到了很大的触动。
聊到《红岩》这本书，有个人物不得不提，那就是“疯老头”华子良。其实，华子良是有真实原型的，他就是韩子栋同志。韩子栋靠装疯卖傻，从渣滓洞成功逃脱。记得有次，沈醉来渣滓洞检查，一眼就瞧见了正在装疯的韩子栋。那时候，渣滓洞里的特务都觉得韩子栋真疯了，就没把他关起来，而是让他在牢房外头干点零活。
沈醉瞧见韩子栋后，打死他也不信韩子栋真疯了，立马就叫手下把韩子栋给关起来，以防出什么岔子。沈醉这一手，差点就让韩子栋费尽心思想出来的逃跑计划泡汤了。好在渣滓洞的那些特务们没听沈醉的，还是让“疯疯癫癫”的韩子栋在牢房外面忙活。没多久，韩子栋瞅准机会，跟特务们出去的时候，趁机摆脱了敌人的控制，成了从渣滓洞跑出来的人里头的一个。
1984年10月12号下午，沈醉正忙着在家里写回忆录呢，突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动静。沈醉赶紧把手里的笔一撂，起身去开门。门一开，沈醉整个人都呆住了，他瞪大眼睛，看着站在门外的人，满脸都是惊讶。你猜怎么着？门外站着的，正是以前在渣滓洞和沈醉有过“过招”的韩子栋同志。
三十多年一晃而过，韩子栋和当年的对手沈醉又碰面了。俩老爷子一见面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聊起往事，沈醉心里头那个愧疚啊，直接就跟韩子栋说了对不起，想让韩子栋原谅他以前做的那些错事。韩子栋一听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望着沈醉说：“那时候我装疯卖傻，结果被你给看穿了，你又让特务把我关起来。那时候我心里头啊，真是恨不得把你给……哎。”
一次真心实意的聊天后，韩子栋心里对沈醉的怨恨烟消云散了。到了要分开的时候，韩子栋对沈醉讲：“我拜读了你的那本讲国民党特务的书，盼着以后能多读几本你的大作！”这时候，沈醉眼里泛着泪光，连声说：“韩子栋同志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谢谢！”
1992年5月27号，韩子栋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，那时候他已经84岁了。沈醉一听到韩子栋去世的消息，心里头那个难过啊，眼泪哗哗地流，当时就动手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叫做《怀念韩子栋同志》。文章里头有一句话，特别能体现沈醉和韩子栋从敌人变成朋友的真感情——经历那么多磨难，咱们兄弟还在，一见面，啥仇啥怨都忘了！
沈醉获得特赦后，又回了趟湖南湘潭瞧瞧。一到家乡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到处都变了样，乡亲们的生活也是越过越红火。他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，随后就写了首诗来表达歉意。那首诗是这样写的：以前瞎忙活想封侯，做了不少坏事，现在回来真是觉得丢脸。不过还好，能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们，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已经改过自新了！
1996年3月18号，沈醉在北京因为生病走了，那时候他已经82岁高龄了。